作者： Julia M. Serano，PhD，隶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系。
通信地址：Julia M. Serano, 515 LSA Building (MCB #3200), Department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CA 94720,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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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Fluorescence 。译文相关问题请知乎联系译者。
摘要. 自我女性恋(Autogynephilia, AG)是一种性欲倒错模型，声称跨性别女性如果不只受男性吸引，则其性取向指向其自身作为女性的想法或形象。跨性别女性在其性别过渡过程中有性的动机这一断言，对易性症的一般模型提出了挑战：即，跨性别者有与其生理性别不一致的性别认同，而与性取向无关。本文综述了否定自我女性恋的证据，并指出该理论相关的分类和术语既具有误导性又是毫无必要的污名化。
关键词. 自我女性恋, 性欲倒错, 性对象错位,易性症, 易装癖, 跨性别, 性别认同,性取向,跨性别性唤起, 性化
在跨性别研究和人类性行为领域中，很少有概念比自我女性恋(Autogynephilia，AG)更具争议性。这一词语是由心理学家Ray Blanchard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造，基于他对属于跨性别女性(male-to-female，MtF)谱系的跨性别个体的研究，即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但倾向于女性的性别认同和/或性别表达的个体。一些MtF谱系个体主要作为男性生活，但有时会变装(MtF变装者);其他人认同自己为女性并作为女性生活，常采取措施在生理和法律上过渡为女性(变性女性);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接纳其他种类的跨性别身份和/或为其跨性别感受寻找其他排解渠道。Blanchard(以及随后其他人)使用术语 自我女性恋 来描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首先，它被 描述性 地用来表示一种性幻想，这种性幻想是许多(但不是全部)MtF谱系的个体所共有的。在这些个体中，她们因作为或成为女性的想法得到性唤起。其次，该术语 理论性 地被用来描述一种性欲倒错模型，该模型中上述幻想是被错误引导的异性性欲驱动的(即，个体不是或不仅被女性吸引，而是被成为女性的想法吸引)；并且一旦其建立起来，这种幻想就成为任何个体可能感受到的性别焦虑和希望身体过渡为女性的愿望的首要原因(Blanchard，1989a；后续章节将更详细地探讨该模型)。
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对于AG的描述性和理论性定义之间的混淆导致了关于该主题的文献中的大量混淆(Wyndzen，2005)。例如，当作者将某个人描述为AG时，他们是否只是简单地说明了这个人过去曾经历过AG的幻想？或者他们是否暗示个人曾患性欲倒错，并且由于这种幻想而变得性别焦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整篇文章中，我将使用术语 跨性别性唤起 (Cross-gender Arousal)来描述随变装或想象自己作为或成为与出生时指派性别不同的性别而出现的性唤起，而使用术语AG理论专门表示Blanchard等人的性欲倒错模型。
虽然没有人严肃怀疑跨性别性唤起的存在，但对于AG理论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这一理论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声称：(a)跨性别女性有且只有两种亚型：男性恋(Androphilia)和自我女性恋；(b)因果关系假设——“被错误引导的异性恋冲动”导致跨性别性唤起，随后引起性别焦虑和性别过渡的愿望。尽管存在许多对该理论的批评，但AG理论的支持者试图淡化这些批评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未在同行评议的文献中发表(Bailey&Triea, 2007; Lawrence, 2007)。在这里，基于这些先前的批评，我指出AG理论有明显的错误。我还会探讨与该理论相关的分类和术语如何不必要地将MtF谱系群体性化(Sexualize)，并加剧了这个群体已经面临的社会歧视。
术语
本文中使用的大多数术语与性学文献中常见的术语一致，但有以下例外。AG理论的支持者通常使用出生性别标记跨性别者(例如，称MtF为“男性变性欲者”并使用男性代词代指她们)。由于这种语言具有误导性且被众多跨性别者视为有侮辱性(Winters, 2008)，我会使用肯定跨性别者自我认同的/过渡后的性别的措辞(例如，将MtF称为 跨性别女性 ，将FtM称为 跨性别男性 )。由于 同性恋 和 异性恋 的标签在个体性别发生变化的情况可能引起困惑，我将使用 男性恋 (Androphilia)一词来描述仅受男性吸引的人群， 女性恋 (Gynephilia)一词来描述仅受女性吸引的人群。此外，我会区分 性别认同 (即，个体是否认同自己为或感到其是或应该是女孩/女人或男孩/男人)和 性别表达 (即，个体的性别表现、习惯和兴趣被认为是女性化或男性化的)。
AG理论
AG理论是由Blanchard在1985年至1993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提出的。下文将介绍该理论的重点，有关概念及其历史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Lawrence(2004)和Blanchard(2005)。Blanchard理论提出前多年来，MtF跨性别者通常必须符合“经典”的跨性别原型，其中包括贯穿终生的明显的女性气质，性别过渡前不显示恋物癖或过度性生活的迹象，并且在过渡后是异性恋(即男性恋)，由此才能反映其适合进行性别重置(Meyerowitz，2002)。然而，作为性别重置的“守门人”(Gatekeeper)的心理学家和性学家越来越认识到，许多呈现为MtF的个体并不符合这种原型，或因为她们感受到女性的吸引，或因为作为儿童或成年人不那么特别女性化，和/或在作为异性恋男性生活多年后，在生命的晚些时候才倾向于寻求性别重置。还有迹象表明，后一组中的许多人先前认同为变装者和/或具有跨性别性唤起史(Blanchard，1989a综述)。
Blanchard通过分析多年来在Clarke精神病学研究所(作为“守门人”)工作时得到患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开始理解先前的研究结果。根据自我报告，Blanchard通过性取向将MtF分为四组——男性恋、女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他发现大部分女性恋(87.5%, n = 16)，无性恋(75%, n = 12)和双性恋(65.7%, n = 35)都报告称至少有一次曾在变装后感受到跨性别性唤起，而男性恋组只有15%(n = 100)有相似的回答(Blanchard, 1985)。他还发现，女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组平均报告回忆起较少的童年期女性性别表达，并比男性恋组较晚寻求性别重置(Blanchard, 1988)。基于这些结果，Blanchard认为，有两种根本上不同类型的MtF——男性恋和非男性恋(其中包括女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该理论的支持者将男性恋MtF描述为“极端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并暗示她们过渡到女性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异性恋男性(Bailey, 2003, p.146)。相反，根据与跨性别性唤起的关联，Blanchard提出，非男性恋MtF的易性症具有截然不同的性欲倒错的病因。性欲倒错一般被视作男性特异的(且Blanchard建立MtF为“男性变性欲者”概念)的事实似乎与以下事实相符：根据当时的医学文献，在FtM中似乎没有与“非男性恋跨性别者”对应的群体(Blanchard, 1989a)。
虽然其他研究人员之前曾描述过MtF跨性别性唤起(称之为“易装癖”或“跨性别恋物癖”)，但Blanchard将这些现象重新设想为“AG”(字面意思是“爱上作为女性的自己”)的表现形式 。为解释其在非男性恋MtF中普遍存在的事实，Blanchard假设AG起源于一种“被错误引导的异性恋冲动，其产生与正常的异性恋相关，但同时也与之竞争。”(Blanchard, 1991, p.241)。他提出，女性恋MtF同时体验到AG和女性的“正常”吸引力，而无性恋MtF的情况反映“AG障碍消除或掩盖了一切对女性的性欲”(Blanchard, 1989a, p.324) 。他还认为，MtF中的双性恋应被描述为“伪双性恋”：“交互中实际的性刺激……并不如真正的同性性吸引那样来自伴侣的男性体征，而是来自作为女性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以被男性插入的幻想作为象征。对于这些个体，男性性伴侣起到了和女性服装或妆容相同的功能，即，用来辅助和加强作为女性的幻想。“(Blanchard, 1989a, pp.323-324)。
值得注意的是，Blanchard 认为AG只是几种可能的“性对象错位”(erotic target location errors)之一。其理论假定，当拥有特定性对象的个体产生了一种想要成为其性对象本身的性欲倒错时，即会发生所谓“性对象错位”。只有轶事证据支持这一理论，包括某些个体的个案史，如恋童癖参与返童扮演游戏(age regression play)，或被截肢者吸引的个体也希望自己成为截肢者(Freund＆Blanchard, 1993; Lawrence, 2006; 由于其已被应用于寻求截肢的群体，对于该理论的反驳，参见Brang, McGeoch, & Ramachandran, 2008; Sullivan, 2008)。AG是所谓“性对象错位”的一种，也是相关数据最多的一种，因此，它会成为本文探讨的唯一重点。
虽然Blanchard在1985年至1993年期间撰写了许多关于AG的论文，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2000年初，Anne Lawrence和J. Michael Bailey开始公开提倡他的理论。他们的著作——特别是贝利的著作， 要成为女王的男人：性别扭曲和易性症的科学 (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 The Science of Gender Bending and Transsexualism)——在跨性别社群和性学领域引起了争议(对于对此的各种观点，见 Transgender Tapestry , 2000-2001, issue 92 - 94，以及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 2008, vol. 37, no. 3)。
在最近的论文中，AG的支持者认为该理论应当被接受，因为它比所谓的“女性本质叙事”(feminine essence narrative)具有更强的解释潜力。所谓“女性本质叙事”是一些跨性别者所述的看法，即她们简单只是“被困在男性身体中的女性”(Bailey&Triea, 2007; Blanchard, 2008)。根据这一论点，虽然女性本质叙事可能适用于男性恋跨性别女性(其女性性别表达和对男性的吸引力使她们能够足够“女性化”)，非男性恋和/或非女性化的跨性别女性不符合对女性的传统观念，因此，必须形成一个不同的类别，并有独特的病因。然而，将AG与过于简单化的“女性本质叙事”相对立，忽略了一种有细微差异的观点，我将在这里称之为 性别特异模型 (gender variance model)，该模型认为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取向和生理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分离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倾向于在一般人群中有相关性，但对于特定个体而言不一定有着一致的倾向(Brill＆Pepper, 2008; Lev, 2004; Serano, 2007)。根据这个模型，跨性别群体共有的是性别认同和身体性别间不一致的体验(从而导致性别焦虑和进行生理性别过渡的愿望)，但也可预计到他们的性别表达和性取向会有所不同(就如同非跨性别者一样)。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的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个体遵循不同的跨性别轨迹并发展不同的性历史。如果AG作为一种理论被严肃对待，那么它应该能够至少和性别特异模型一样(如果不是更好)地解释可观察到的MtF跨性别个体的差异。
AG的二分类方法是有效的吗？
虽然Blanchard发表了大量关于AG的文章，但支持该模型的大部分经验数据可以在三篇论文中找到。其中两篇论文提供了两类跨性别者的证据——男性恋和非男性恋(Blanchard, 1985; Blanchard, 1988)。在第三篇论文中，他提出了 核心AG与AG人际关系幻想量表 (Core Autogynephilia and AG Interpersonal Fantasy scales )，用于对各类跨性别性唤起进行测量，并表明非男性恋组在这些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恋组(Blanchard, 1989b)。在这三篇论文中涉及的实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相同或大部分重叠的人群(即Clarke 研究所的来访者)上进行的。Wyndzen(2003)指出了这项工作的许多缺点，部分包括：(a)Blanchard的分类方法不是根据数据得出的，而是基于他最初就根据性取向对个体进行分组，因此不当预设(“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了跨性别者本就会根据性取向落入不同的亚型；(b)他没有涵盖非跨性别的女性对照组；(c)Blanchard完全依赖临床样本，这些样本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更大的非临床跨性别人群(参见Hooker, 1957);(d)他的结果没有被复现。事实上，Blanchard本人将他的结果描述为“暂时性”的，并指出“因此，目前的研究结果需要复现”(Blanchard, 1989b, p.620)。
自Wyndzen的批评以来，已有三篇论文发表，部分复现了Blanchard的一些调查结果，同时对其他人提出质疑。Smith, van Goozen, Kupier, 和Cohen-Kettenis (2005)测试了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中的一些心理、性和性别相关的变量。他们发现在MtF和FtM谱系上，“同性恋”(即受出生性别吸引)和“非同性恋”跨性别者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例如，男性恋MtF和女性恋FtM个体通常被发现作为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跨性别行为，并且分别比非男性恋MtF和非女性恋FtM对应者更早地寻求性别重置。Smith et al. (2005)还发现，受试者中53.8%的非男性恋MtF和29.5%的男性恋MtF报告曾经历过跨性别性唤起(这两个比例都显著高于FtM组的报告)。尽管这表明跨性别性唤起可能在非男性恋MtF人群中更为常见，但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像Blanchard声称的那样明显，并且不支持他的论点，即跨性别性唤起严格地与非男性恋MtF关联，而与男性恋MtF无关。
包括它的几项研究也间接地质疑了性欲倒错作为非男性恋跨性别女性的性别焦虑的独立原因的必要性。Blanchard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提出非男性恋MtF易性症必须具有独特的(并且可能是性欲倒错相关的)病因，他认为对应的FtM组(即非女性恋跨性别男性)不存在或仅仅是异常的(Blanchard, 1988, 1989a)。然而，事实证明，非女性恋FtM跨性别者并不像以前声称的那样罕见(Bockting et al., 2009)。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非女性恋FtM和非男性恋MtF易性症都不是性欲倒错，而是因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可分离的特征而发生。此外，尽管Smith et al. (2005)发现其研究中“同性恋”和“非同性恋”群体在一些特征上存在差异，这些群体在性别焦虑和身体不满的强度方面没有差异(Deogracias et al., 2007, 最近获得了类似的结果)。总之，这些发现与易性症的性别特异模型比与AG理论更为一致。
最近对Blanchard的一些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的尝试可以在Veale, Clarke和Lomax(2008)中找到，其研究了MtF性行为的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避免了Blanchard工作中前述的几个方法上的缺点。首先，非临床的MtF人群(主要通过互联网招募)得到研究，这样的人群应该比Blanchard的研究对象提供更准确的描述，因为她们的答案是匿名的，因而不能被用于否认她们先前的性别过渡意愿。其次，他们使用了非跨性别女性的对照组。第三，他们不是根据性取向将MtF跨性别者划分为不同群体(如先前的研究所做的那样)，而是根据对四种调查的反应将个体分类为AG或非AG，包括Blanchard的核心AG与AG人际关系幻想量表。作者解释说，这种分类方案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计量分析经验得出的(Veale et al., 2008)。
Veale et al. (2008)的结果支持Blanchard的一些主张。例如，AG组中的跨性别者感受到改变性别的愿望的时间显著地比非AG组中晚。作者还发现，回忆到的童年女性气质与是否受男性吸引相关。然而，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他们的AG和非AG组无法根据性取向区分。例如，AG和非AG组在被男性体征吸引方面得分大致相等，68％的非AG组获得了最高的女性恋得分。他们研究中的无性个体主要落在非AG组。他们还发现，在MtF双性恋者中，受男性体征吸引与受到男性的性吸引高度相关，这与Blanchard声称该组中的个体是“伪双性恋者”而并没有真正受到男性的吸引的说法相矛盾。总之，这些结果有力挑战AG理论的主张，即非男性恋MtF易性症源于错误引导的异性恋冲动，并且必然与跨性别性唤起有关。
最近进行的另一项研究(Nuttbrock et al., 2009)考察了居住在纽约市都市区的571位非临床样本MtF跨性别个体中的跨性别性唤醒频率(未使用非跨性别女性对照)。该研究中的样本在年龄和种族方面的多样性明显大于Blanchard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群体。他们的结果与Smith et al. (2005)的结果一样，揭示了跨性别性唤起和性取向之间的相关性，但并没有体现出决定性，因为23％的男性恋受访者经历过跨性别性唤起，而27％的非男性恋组没有。此外，在给定的性取向中，白人的跨性别性唤起发生率显著高于非白人，而年长者的跨性别性唤起发生率显著高于年轻人。年轻受试者的跨性别性唤起减少使得作者认为跨性别性唤起“可能是一种历史性的、正在消失的现象。”最后，作者还发现跨性别性唤起与女性恋线性(而不是非单调地)相关。这一发现挑战了Blanchard的断言，即在非男性恋者中，跨性别性唤起与来自女性的“正常”吸引力竞争(Blanchard, 1991, 1992)。
上述三项研究证明，不同性取向的MtF跨性别者之间在性别表达(以及可能在其他特征)方面存在一些显著差异；非跨性别的异性恋和同性恋者之间的报告也存在类似的差异(Lippa, 2005)。因此，这些差异最有可能与受试者的不同性取向有关，而非反映了其下存在跨性别者的不同亚型。此外，这些研究都没有支持Blanchard关于跨性别性唤醒与非男性恋MtF易性症之间严格关联的论点。这些结果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和性学家的意见的证实。他们与那些声称不相信MtF跨性别者可被清晰地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的已经公开的跨性别者客户合作(Bockting, 2005; Gooren, 2006; Lane, 2008; Moser, 2008)。其他研究(包括Blanchard自己的工作)同样证实了上述研究，这些研究一致表明相当多的男性恋MtF跨性别者感受到跨性别性唤起,，而许多非男性恋MtF跨性别者没有(Lawrence, 2005综述)。
关于AG的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之一是该理论的支持者一直试图将上述例外视为研究对象误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所谓是“AG”的跨性别者总是被指责在性取向上说谎，或者被认为否认她们的跨性别性唤起经历；相比之下，那些清晰地适应“男性恋”原型的人的报道从未受到质疑(Bailey, 2003; Bailey & Triea, 2007; Blanchard, 1985; Blanchard, Clemmensen, & Steiner, 1987; Lawrence, 2004; Lawrence, 2008) 。这种双重标准不仅不合逻辑(因为希望符合“经典”跨性别者刻板印象的人会 同时 否认女性的吸引力和跨性别性唤起经历)，而且会等同于基于是否与模型一致来手工挑选哪些证据重要而哪些不重要。此外，被引用支持这些误报指控的证据十分不明确，并且可通过其他方式解释(Wyndzen, 2005)。如果AG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其模型的每个例外都是由于误报，那么必须拒绝AG理论，因其是不可证伪的，从而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存在这些例外的正当性，那么很明显AG理论的二分类法并不成立。
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
Blanchard的模型提出了两项病因学主张。第一项主张跨性别性唤起起源于“错误引导的异性恋冲动”；在上一节中，这种说法被证明是非常可疑的。第二个主张，即跨性别性唤起导致性别焦虑和过渡到女性的欲望，仅仅基于Blanchard关于“性对象错位”的相关性和轶事理论。没有明确证据建立或支持所提出的这一因果关系。事实上，在Blanchard最初发展并测试他的AG理论的原始论文中(Blanchard, 1989a, 1989b, 1991, 1992)，没有探索甚至讨论跨性别性唤起可能是性别焦虑的 结果 (而非原因)，或两种特征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而在非男性恋MtF个体中相关联。这种疏忽令人惊讶，因为Blanchard自己的研究提供了几个证据来证明他提出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首先，先前已讨论过此二分类法的例外。男性恋MtF跨性别群体中10％-36％(之间某个比例)的个体会体验到跨性别性唤起(Lawrence, 2005综述)。如果有人指责所有这些人都误报了她们的经历，那么似乎只有两个其他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跨性别性唤起确实在这个群体中引起易性症。这会动摇Blanchard的论点，即男性恋和非男性恋 MtF 易性症必然具有不同的病因。第二个，也是更简约的解释是，跨性别性唤起不会在这些个体中引起易性症。这表明跨性别性唤起未必在非男性恋MtF组中引起易性症。Blanchard提出的因果关系也受到了许多非男性恋MtF跨性别者从未体验过跨性别性唤起的事实的质疑。这表明，因果关系的假设在这些个体中至少是错误的。这个事实似乎与AG理论不相容，因为它似乎创造了如今需要得到解释的MtF跨性别者的第三个亚型：非AG非男性恋MtF跨性别者。
其次，因果关系的假定受到以下事实的挑战：许多具有跨性别性唤起的MtF谱系人群发现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她们的跨性别体验的重心。例如，跨性别女性在性别过渡后通常会感受到跨性别性唤起的急剧下降(Lawrence, 2005)。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减少可能仅仅是雄激素水平较低的副产品，但一些跨性别者在激素治疗和睾丸切除术之前会遇到跨性别性唤起的减少(Serano, 2007)。此外，许多未采取措施进行生理过渡的MtF变装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跨性别性唤起的减少(Buhrich & Beaumont, 1981; Buhrich & McConaghy, 1977a, 1977b; Doorn, Poortinga, & Verschoor, 1994; Ovesey & Person, 1976)。虽然对女性服装的早期探索和得到女性形象的想法可能是高度激起性欲的(可能与我们文化中与女性和女性气质相关的性象征有关)，但这种性冲动在许多MtF变装者和性别过渡前的跨性别者中，会随着她们在社会中以女性角色互动，发展出清醒的女性认同，和/或将自身的跨性别倾向视为真实的、不值得羞耻的事情，而逐渐消失(Doorn et al., 1994; Serano, 2007)。医学文献中一致认为，性欲倒错往往是“慢性和终生的”，并且持续存在直到一个人的性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p.568)。事实上，许多性别过渡前和不进行性别过渡的MtF谱系人群，尽管并非特别年长且仍然在性方面活跃，跨性别性唤起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下降。这强烈暗示跨性别性唤起不是驱动她们的跨性别现象的背后力量。
应该指出的是，Blanchard等人试图通过论证AG既是一种性欲倒错又是一种性取向，来解释理论中的这个缺陷(Blanchard, 1991; Lawrence, 2007)。根据这个观点，认同为女性的“AG”与她们的女性自我形成了一种“配偶关系”(pair-bond)，她们经历的跨性别性唤起的减少类似于夫妻随着时间推移对彼此的性欲往往逐渐减少。这样的解释十分草率，因为没有生物学证据表明人类或其他动物能够与自己和/或自身有其生理性别的身体形成配偶关系。此外，术语“ 配偶关系 ”传统上用于描述单偶制配对。事实上，许多MtF变装者和非男性恋跨性别女性在经历了跨性别性唤起的急剧下降之后继续与其他人建立关系，这一事实强烈表明她们并没有与女性的自我形成配偶关系。
严谨得多的结论是，跨性别性唤起是MtF跨性别现象(尤其在其早期阶段)的结果，或只是与其有相关性，而不是其原因。关于因果关系推定的第三个也许是最具破坏性的发现是，许多非男性恋MtF个体报告说，她们在经历过跨性别性唤起的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意识到想要成为女性。例如，在Bailey的书中所提供的三个作为AG的典型案例的个体都回忆起，在经历跨性别性唤起之前，她们作为儿童就有过跨性别感受(Bailey, 2003, pp.151-152,160,167)。同样，Blanchard一再将他对Philip的个案研究作为AG的典型例子(Blanchard, 1991)。然而根据他自己的报告，Philip描述了她在6岁时就经历过跨性别的感受，远在她在12或13岁时在青春期第一次经历跨性别性唤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跨性别性唤起通常首先发生在青春期开始期间或之后；这与人们通常在11到13岁之间经历第一次性幻想的事实是一致的(Leitenberg＆Henning, 1995综述)。考虑到Blanchard et al. (1987)报告，他们的非男性恋MtF研究对象首次意识到她们想要成为女性的平均年龄是9.82岁，这表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经历跨性别性唤起之前就表现出跨性别认同的迹象。同样，Buhrich和Beaumont(1981)报告说，他们研究的212名MtF变装者中有近50％在经历过跨性别性唤起之前开始变装。总之，这些发现表明，多数非男性恋MtF个体中，跨性别性唤起不会是易性症或跨性别表达的成因。
除了误报的指控之外，AG理论的支持者提出了三项回应，以反驳跨性别性唤起不是MtF易性症的原因的证据。首先，Lawrence(2007)引用了两名男性儿童的罕见案例：这些儿童变装时早熟地经历了勃起，由此表明即使当个体早期即意识到想要成为女性，跨性别性唤起也可能是导致非男性恋MtF易性症的原因。利用这些高度非典型的案例来解释存在相当高的百分比的非男性恋跨性别女性在青春期前就体验过成为女性的愿望的事实似乎是不合理的。其次，Lawrence将Blanchard的“性对象错位”理论扩展到包括恋爱(Lawrence, 2007)。基于此，她认为，那些没有经历过跨性别性唤起，或在意识到自己想要成为女性之后才经历过跨性别性唤起的非男性恋MtF跨性别者，仍然会受到一种恋爱版本的AG的推动。并不会因特定刺激感受到性唤起的个体同样可视作与这一刺激存在性欲倒错的关系这一见解，会带来离奇的结论。根据同样的理由，那些爱自己的孩子，但没有因其性唤起的男人，也可以说是在体验恋童癖。鉴于缺乏经验证据来支持这种恋爱型AG假设，Lawrence的论证并不是很有说服力。
第三，Lawrence认为上述例外不会显著挑战AG，因为AG只是一个模型：“Blanchard提出具有AG性兴奋历史的跨性别者 表现得如同 她们的动机是为了使她们身体女性化的性欲倒错幻想成为现实”(Lawrence, 2004, p.73)。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Blanchard明确地反复声称“AG”既是一种性欲倒错又是非男性恋MtF易性症的原因(Blanchard, 1989a, 1989b, 1991)。正如Wyndzen (2003)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他的因果关系的主张才使得他能根据性取向对跨性别者进行分类。”即使是Bailay，作为Blanchard模型的支持者，也认为，“区分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跨性别者只有在不同类型具有根本不同的原因时才有意义。否则，为什么不区分高、中等和矮跨性别者，或金发和黑发亚型？”(Bailey, 2003, p.162)。正如本节所总结的结果所示，跨性别性唤起不可能是大部分非男性恋跨性别女性易性症的成因。此外，现有的证据与跨性别性唤起只是MtF易性症的结果或只是与其有相关性而不是其成因的观点更为一致。
“AG”幻想究竟是什么？
虽然AG显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作为跨性别病因学和分类学的理论，但人们可能会问到这一术语的替代含义(即，表示以作为或成为女性的想法为中心的性幻想或性唤起)是否有任何价值。值得注意的是，Blanchard建立的AG概念十分广泛，以描述各种各样的性幻想和行为(如，变装后的性唤起，拥有女性身体的幻想，作为女性在性的方面被男性欣赏的幻想，以及与伴侣发生性关系时想象自己为女性；Blanchard, 1989a, 1991)。虽然相对较少的跨性别男性报告了穿着男性典型服装后的性唤起(Smith et al., 2005)，但很多人在性别过渡前就有这样的幻想：与伴侣发生性关系时想象自己为男性，或因作为男性在性的方面被欣赏的场景得到性唤起(Green, 2001)。十分合理的是，性别过渡前的跨性别者(其性别认同与身体性别不协调)可能会想象自己在性幻想中以及与他人的性经历中处于“正确”的身体中。事实上，AG理论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性的身体化幻想(sex embodiment fantasy)似乎明显是性别过渡前跨性别者的一种心理应对机制(如，Barnes, 2001; Gooren, 2006; Serano, 2007)。这一应对机制解释也能说明性别过渡后跨性别女性发生这种幻想的急剧减少的原因(Lawrence, 2005)。同时，我们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异性恋文化中，女性身体以及女性的性别表达和表现形式常被客体化和性化，其程度远远超过其在男性/男性气质的对应(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2007)。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男性恋和非男性恋MtF跨性别者在变装时都会比她们的FtM对应人群经历更高水平的性唤起(Smith et al., 2005)。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大比例的非跨性别女性在接受与Blanchard的核心AG与AG人际关系幻想量表相似或几乎相同的调查时显示出AG现象(Moser, 2009a; Veale et al., 2008)。非跨性别女性表现出类似于跨性别女性的性唤起模式这一事实表明AG幻想既不是仅在跨性别人群中存在也不是性欲倒错(因为性欲倒错据报道在先天女性中非常罕见或不存在；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p. 568)。鉴于此，没有正当理由说明Blanchard的术语AG应该被挑出来专门用以表示MtF跨性别者的幻想和欲望。事实上，因为AG在性学文献中一再被描述为一种性欲倒错和易性症的成因，从这一出发点使用这一术语既具有误导性又对众多跨性别女性而言有侮辱性——她们发现这一术语是毫无必要的污名化。使用更中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些现象(例如，跨性别性唤起，女性/女性气质身体化幻想)将更加尊重和准确。
AG理论和术语是毫无必要的污名化
许多跨性别活动家和支持者认为AG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术语)不仅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毫无必要的污名化。要理解其原因，首先必须承认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性别体验在社会和法律意义上被认为低于非跨性别者，且跨性别者所面临的社会歧视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双重标准(Currah, Juang, & Minter, 2006; Serano, 2007)。此外，那些希望否认跨性别者视角的人通常会声称跨性别者罹患精神疾病、缺乏能力或充满妄想，因此不需要被严肃对待(Winters, 2008; Serano, 2009)。AG理论以多种方式加剧了这些问题。首先，该理论将跨性别女性概念化并描述成或为同性恋者或为AG 男性 ，从而动摇其女性的性别认同和生活经历。其次，该理论极力将跨性别病态化，特别是对于被归类为AG的跨性别女性而言：她们因而被归入特定类型的精神病(性欲倒错)，其中涵盖若干种性犯罪(包括恋童癖，摩擦癖和露阴癖)，以及其他一些一般为双方自愿但不必要地受污名化的性行为。将自愿的非犯罪行为称为“性欲倒错”会导致对表现出这些行为的个体的明显的歧视(参见Moser, 2008, 2009b)。第三，关于AG的性学文献中充斥着非男性恋跨性别女性常常会歪曲报道自己且其自我报告天然地不可靠的看法。这种看法，给予了跨性别者有目的地欺骗他人的刻板印象以“科学依据”，这种刻板印象经常被用来将对跨性别者的暴力正当化。例如，谋杀跨性别女性Gwen Araujo的男子试图通过声称他们是Araujo的“性欺骗”的受害者来证明这一行为是正当的；其他的反跨性别的暴力犯罪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控(Bettcher, 2007)。跨性别者会有目的地歪曲报道自己这一刻板印象，也为跨性别者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和经历的陈述不应被严肃对待的常见预设提供了支持。MtF谱系人群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是高度性化的(即，其他人倾向于仅关注她们的性方面的身体或性行为，而无视其他方面特征)。几十年来，媒体倾向于以挑逗性的、甚至耸人听闻的方式描绘跨性别女性的身体和经历，而虚构的MtF角色通常被描绘为在她们的性别过渡中呈现出性欺骗、性滥交、性变态和受性驱使(Meyerowitz, 2002; Serano, 2007, 2009)。AG理论将MtF谱系人群贬低为受性的动机驱使——即，它似乎既吸取自又强化了这些媒体的贬低性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性化的个体被认为低于人类、不受共情、不被严肃对待、被认为比未被性化的个体更无能和不智(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 2007综述)。鉴于此，毫不奇怪那些希望贬低、炒作或歧视MtF跨性别者的人经常引用AG理论来试图泯灭跨性别女性的认同(如，Jeffreys, 2005; O’Leary, 2009; Wilkinson, 2006)。
为了正确看待这种性化，请考虑以下类比：许多先天女性对被强奸有性幻想(Leitenberg & Henning, 1995综述)。充满尊重地试图探索和理解这种强奸幻想是一回事，而这样做是另一回事：坚持有两种女性亚型——那些有强奸幻想的人和那些没有强奸幻想的人；在描述有这种幻想的女性时，使用“自我强奸爱”(autoraptophiles)这个标签，并坚持认为她们主要是被强奸的欲望驱动；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加入“自我强奸爱”的修饰语；并鼓励外行公众积极区分那些“自我强奸爱”的女性和非“自我强奸爱”的女性。毫无疑问，这些行动会对女性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常被性化和边缘化)。然而，AG的支持者认为应该以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和应对跨性别女性。这种观点肯定会增加MtF谱系人员已经面临的性化和歧视，并可能会危及同性恋、双性恋和无性恋跨性别女性寻求医疗和法律上的性别重置的机会。
总之，作为跨性别病因学和分类学的理论，AG似乎并无价值。由于这一原因，且由于其术语对MtF谱系人群具有侮辱性，因此建议应避免使用AG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以支持更准确(并且不那么污名化)的术语。像所有人一样，MtF谱系人物拥有丰富多样的性幻想生活。未来旨在了解跨性别性唤起或女性/女性气质身体化幻想(female/feminine embodiment fantasies)的现象的研究，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尊重MtF谱系个体对个人经历的陈述，并注意不要不必要地加剧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已经被迫面对的性化。
参考文献
（略，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