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老师留了一个作业要写 未来科技发展对青少年命运的影响 说可以写小说，后来发现字数凑不够就干脆写小说了，写了3500……因为课上看了载人无人机的介绍所以就用这个脑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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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坠机
我是通过代孕这种方式降生的。
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被二爸带着坐地铁上学。二爸一张圆滚滚的娃娃脸，齐刘海下是一副圆框眼睛，上至眉毛下至鼻尖，入学那天他刚进地铁就跟旁边阿姨撞衫了，俩人都是外黑里白绒的同款中性大衣，阿姨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我想老爸要是在场非得给她骂到不敢抬头为止。小学六年，我和二爸也被地铁里的人这么看了六年，直到初中我开始一人上下学为止。
我怨过二爸为什么小时候天天来接送我，他说，你是我亲生的，我就像你妈妈一样，当然担心你。但我最怨的，还是站在校门口看着同学一架架的无人机降落在周边的停机场，上面走下的父母，牵着还打哈欠伸懒腰的孩子。我伫立在门口，顶着那张如同面具般失去表情的脸，被无人机的轰鸣声所环绕。背上的包压得我肩酸，却还要朝天空伸出那只小手。年幼的我，把它们当成孙悟空的七彩祥云，于是脑中又不由自主地想起86版西游记里筋斗云令人深刻的音效了。
家里只有老爸一人上班，二爸有时候做做主妇的活儿，有时候去北京这边的同志组织做无偿的志愿者。我没有主动问过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无人机，我知道，他们给我买的是无土栽培的高价菜，新科技搞出来的高价肉，说这些有营养，自己却吃菜市场卖的那些。我跟二爸去一起买菜的时候见识过，他砍起价来连女人都要甘拜下风。
二年级的时候，二爸带我去了那个机构——装修简洁，就像普通的社工机构一样，只是走廊两边贴着各种各样的语句和图片，都是关于平权的。二爸就在那儿叽里呱啦地，我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听他说着，只好努力想着自己心目中的无人机，来把这些唠叨隔绝在外。“我大三的时候就去这儿实习了，也算个元老了……”他把我手越攥越紧，湿热湿热的，望向我的视线中有一种奇怪的期许。我害怕地移开了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害怕从小对我像母亲一样好的二爸，他镜片泛着光，我看不到后面的那双眼，我甩开二爸的手，脚被恐惧感驱使跑了起来，长长的走廊里，孩童稚嫩的想法让我左躲右闪，我怕被那光照到，我也会成为二爸，我也会喜欢上男孩子！
追逐在一次撞击后停止了，我趔趄了几步，但没摔倒，抬头看到的是一个西服革履的背头男子，大概三十左右的样子。然而好像我自始至终没有撞到人一样，这个似乎是机构创始人的男人开始和二爸寒暄起来，我就这么置身于两人的讨论外，麻木地点着头。二爸说，今天老爸紧急值守，家里没人，只能带着我来。不一会儿，我就被托付给了这位姓梁的叔叔，而二爸则跑去会议室参加今天的讨论，梁叔说，就差二爸一个人了。
“我是你二爸的老熟人，老同事，老领导啊，连他们俩的婚事都是我撮合的……”
那只比二爸更宽大的手掌握住了我的手，又开始喋喋不休的讲述，如同二爸在家对我的说教般，然而在这讲述的结尾，这个和老爸差不多粗糙的男人，用低沉而清澈的话语，把我的魂儿勾去了。
“叔叔带你坐无人机兜风去好不好呀？”
这句话第一次取代了机器的轰鸣声，开始围绕在耳边。
我拼命压抑着自己的兴奋，和梁叔一起坐上了那架家庭载人无人机。舱门打开后，并不如我所想，无人机的内部出奇地简洁，原本应该是什么操作杆的地方，只有一台平板电脑；三个沙发样的座椅占据了机舱绝大部分空间，每个座椅中间隔着放饮料用的小孔，充电插头，还有餐盘大的小圆桌；座椅的后面，类似后备箱，梁叔把我随身背着的书包放进了无人机的后备箱中，我这才知道他们上学时的书包都搁哪儿了。
梁叔把我抱上了机，年纪小不懂分寸的我连声谢谢也没说，便走到中间的座椅半躺了下来。那一刻，全身的骨骼仿佛都要融化了一般，我如同浮在羊水里的胎儿，那沙发软地要把人陷进去，还未享受够，像是敲着饮料瓶的瓶盖部位，机舱发出一种清脆的声响，提示语音结束后，梁叔设置的流行歌曲开始播放，盖住了机舱内原本就不大的噪音，周围的灌木丛慢慢消失不见，我确认自己实实在在随着无人机飞了起来，然而却没有任何想象中的不适，仿佛只是坐在舒服的沙发里吃零食看电视一样。
“梁叔，你也是同志吗？”
在我的认知中，二爸老爸那样的人都是生活清贫的人，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舒适的家伙。
“我是，也不是。”
察觉到我心中摩拳擦掌般地难耐，梁叔开始讲关于他的故事。视线的正前方，比画纸更白的云彩轻缓地流淌，鸟儿无拘束地飞翔着，天空如此接近，又如此遥远，仿佛伸手就能触得到，但却永远无法触及。
也许是人间天堂一般的享受让我连陌生人讲话，都能听得进去了。
梁叔从初中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是同志了，梁叔学习不好，勉强上了二本，但家里有的是钱，于是读了自己喜欢但没什么用的哲学系。他刚刚毕业的时候，正赶上艾滋有一次大规模泛滥，而且数据显示主要原因是同志滥交，国家对这方面的同志机构（主要是防艾）也开始有了一定扶持。梁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服家人，说这个行业国家支持，前景也不错，总算在没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让家人给了自己大批资金来办同志机构。直到现在，机构都是亏损的，毕竟像二爸这样当志愿者不拿钱的，屈指可数。
梁叔后来找了个家里很满意的媳妇结了婚，直到现在还用着家里的钱。尽管后来为了控制艾滋，国家甚至增加了允许同性婚姻的法律，想把艾滋控制在同志群体之内，为了钱，他没有想过离婚。
“那你老婆？”
“她肯定知道一点，但因为我在家一直没表现出什么，她也就当我是正常人。”
我把“可是叔叔你这样不就是正常人吗”吞了回去，理解梁叔的经历，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的。理解这点就花了片刻时间。
这次事情后，二爸去机构的次数越来越多，都快成个专职志愿者了，每天早上陪我坐地铁时，肿胀的眼皮和干掉的嘴唇就像是把疲惫写在脸上一样。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何在，直到不久后，二爸说梁叔周末才用无人机，周一到周五可以借给二爸送我上下学。
二年级的那个早晨，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早晨。那一天，老爸破天荒地请了天假，和二爸一起坐上家庭载人无人机，由于不用操纵飞机，两个父亲一人握住我的一只手，我陷在那儿，好像连呼吸都要忘了。我摸着老爸下巴的胡茬子，又蹭着二爸圆润白净的脸蛋，想象着自己就像普通的孩子一样跟爸爸妈妈一起坐着无人机来到学校。甜蜜的麻药越来越向深处前进，头脑中已经混成了一团，“爸！”老爸笑着应声，“妈！”二爸沉默了一秒，也刻意尖着嗓子应道，我重复地喊着，哭着，笑着，明明是自己的声音，却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一样，我享受着短暂的时光，这作为普通孩子的十几分钟。
到校了，一下机，仿佛要切断我们的笑容般，牵着我的两个父亲就被几乎所有人的目光所注视了。
“xx，这是你爸？那这是谁？你叔？”
“基佬呗，同性婚姻都允许好几年了。”
“那这孩子算谁生的啊？是不是有一人戴绿帽子吧？”
“别别别，没准儿人是‘哪进去哪出来’呢！”
一字一句刺入我的心脏，我瘦弱的身体颤抖着，越抖越厉害，最后瘫坐在地上，沸腾的血液像是一股热潮，从胃部直冲脑门而来，脸像是被灼热的火炎包围住一样，我捂住滚烫的脸部，膨胀着的讽刺和辱骂，让我嘶吼着，连续不断地越哭越大声。
后来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二爸说，我哭昏在了地上。我所能记得的，就是在办公室门外，听老师跟二爸说，“虽然法律已经允许了，但大家观念还是这样，我们已经很努力帮你们瞒着了，低调点啊，别这么张扬……”
那之后我就转学了，再没有同学知道两个父亲的事情。上中学后二爸经常带我去机构做志愿者，还多次得到学校表彰，说着孩子社会实践做的真好，还顺应新时代潮流，注重平权，注重同志权益。
平权？
明明是平权，为什么一个孩子不能和父母坐着家庭无人机上学呢？
从哭昏的那天起，我就明白，是他们，是二爸这样的人搞的世界乌烟瘴气！
读博毕业后，我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没多长时间就买了一个家庭无人机——那时家庭无人机的价格也并不高了。十一假期，我带着老爸和二爸去到京郊，跟他们说到没人的地方好好玩玩。
三人再次同坐在机上时，老爸已经不再注意清理自己的胡茬——他失了业，也不再注重个人卫生了，二爸的脸庞，即便用了更多护肤品护理，在雄性激素的影响下终究变不成女人般细腻，开始像老爸一样粗糙，发臭。
“儿子……这些年……”
我给了他一个手势，示意他不要说了，呆坐着的他像刚出生的雏鸟般弱小。
警报声是和失重感同时出现的，意识到的时候，两人已经开始大声喊叫，我陷在沙发里，冷漠地看着两个扭曲的脸庞寻找逃生的方法。
本科，研究生，博士，我始终在研究载人无人机，我早就知道了让这个“安全”的装置坠机的方法，买完无人机的第一天，我就在上面做了手脚，让它在绝对致死的高度坠落。
一直被脑中某个东西压抑，无法解开的回忆，奔流般的在脑中流窜。我一直以来的不同于普通孩子的记忆，无关时间的排序，切割的画面一幕幕重现。接连不断，毫无顺序地出现又消失。
我的脑袋，耐不住这记忆的奔驰，在坠地前的一秒钟，它出现了混乱，我回到了二年级的那个早晨，我看到二爸变成了妈妈，三人拉着
”。